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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财团能量有多大?看这位封疆大吏

| 招商动态 |2016-12-17

山西财团能量有多大?看这位封疆大吏

文 | 习骅

摘要

如果官和商变成连体婴儿,既会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,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。让权力从市场走开,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,上帝的归上帝、凯撒的归凯撒,是铲除官场腐败、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,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1

、被低估的政治基础

“一分钱憋倒英雄汉”,张之洞对此深有体会。他急需一大笔钱,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借到,为此苦恼不已。

张之洞打小聪慧异常,他爹是贵州的一个知府,但是大家都说小张将来肯定超过老张。果然,小张26岁名列殿试第一,当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。

翰林院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、清闲单位,但年轻的张之洞照样干得热火朝天。他认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一定有机会实现修齐治平的宏伟理想。曾国藩老前辈当年殿试只是第四十二名,他能成功,我反而不能?而且,要不是两次遇到堂兄张之万任考官,按规定家人必须回避,自己得功名还要早呢。

刚踏上工作岗位那阵子,张之洞苦思冥想写了不少工作建议,上报之前总要先请堂兄把关,也期盼他说个“好”。张之万是过来之人,给老弟泼了一盆冷水:文章确实有见地,不是一般人能写的。但是呢,要想实现远大抱负,必须出任封疆大吏,小京官作为有限。

这盆冷水对张之洞一生影响很大,但没有浇灭他的工作积极性。谁知一晃小20年过去了,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华发渐生,工作范围始终没出文教部门,总是在翰林院、考官、学政、国子监的岗位晃来晃去。

时间已到十九世纪80年代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,大清强敌环伺,民不聊生,国运日坠,上下束手无策,迫切需要经国之才。近期朝廷正在酝酿调整干部,正巧,张之洞就国防和外交政策发表的系统意见,第一次引起朝野瞩目,据说慈禧看了以后,先是惊讶,后是连连点头。

看起来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,但张之洞早已不是愤青,他知道孔方兄不能不出场,必须求山西票号了。

经朋友牵线,张之洞来到位于前门的平遥会馆,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老板见面。

日升昌老板:打算借多少?

张之洞:10万两行吗?

日升昌老板:急不急?

张之洞:不急就不来找你了。

日升昌老板:我先看看够不够,3天后回话。

日升昌是山西、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,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“乡下爷爷”。它实力雄厚,信用度高,分号遍及全国各地。10万两相当于今天的2000余万人民币,但在日升昌不是什么大事。老板用了缓兵之计,他有事要做。

在北京营业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名册,有投资价值的各级官员情况都在上面,只要名字在册,张口就到账。名字不在册的官员如果借钱,票号就要启动客户调查程序,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决定。

日升昌老板翻了翻小册子,根本没有张之洞的影子。这个后来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、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辉煌地位的大政治家,当时完全不为人知。

原来,这个姓张的没有任何背景,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。虽然时作惊人之语,但只是个小小从四品,还是刚提的。岗位职责是为上面讲话发文件找点资料,人家用不用还两说。父子两代做官几十年,老家没添半亩田。总之,如果贷款给这哥们儿,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。

于是,日升昌委婉地拒绝了张之洞。

第二天,绝望中的张之洞收到了一封请柬,协同庆票号老板请他赴宴。

2

、被低估的政治基础

协同庆的规模和实力比不了日升昌,一下子很难拿出10万两巨款。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脚,自有道理。因为大客户早被大票号瓜分,它就锁定小客户,用低低的成本、浓浓的人文关怀,做了生意,赚了感情。

日升昌拒绝张之洞话音未落,协同庆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

在协同庆的花名册上,张之洞在有抱负有潜力缺机会的小官一栏。根据内部消息,最近张之洞行情陡然看涨,不排除是一匹黑马。他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,人脉枯薄,动手又太晚,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滞,所以资金很关键。

他身陷如此困境,在他身上投资,他一定不会忘记。他的工资仅能糊口,家里还养了十几只猫,而养宠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义。这单生意的风险是,不能确定馅饼一定砸到他的头上,也就是说,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,这是协同庆无法承受的。

董事会经过一夜磋商,最终做出了一个完美方案。

席间,协同庆老板劝酒夹菜,谦恭有加,好像没有别的事。张之洞满腹狐疑,好几回想咨询一下贷款的事,人家总是笑笑说,这是小事,喝酒喝酒。等到酒足饭饱,协同庆老板正色道:

“您的文章韬略人品举世景仰,我们早就想结识您了。您时运不济,憋屈多年,大家都为您鸣不平。国家都这样了,人才该出头了。需要我们搭把手的话,您尽管吩咐。”

张之洞第一次受人如此尊崇和理解,不禁热泪盈盈:“数字太大了,恐怕你们也为难。”

协同庆老板问:“30万两够吗?”

张之洞大惊:“10万两足够了!”

老板又问:“是一次性送给一个人吗?”

张之洞说:“当然不是,需要打点不少人呢。”

老板于是出了个主意:“您这么大官,弄一堆银子回家目标太大,也不安全,不如每次用多少过来拿多少,一直到起效果为止。”

协同庆刚为张之洞支付到3万两,馅饼突然像雨点一样砸向张之洞,也砸向协同庆!

1881年(光绪七年)7月,慈禧作出了一个清史上罕见的决定: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,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,一夜之间连跨四级!年底,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。次年到任不久,又不断转任其他重要岗位。又过两年,张之洞荣升两广总督。

张之洞终于实现了封疆梦想,开始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,同时他也不忘老朋友。一到广州总督署,他就开始招商引资,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;辖区内所有上缴中央财粮税款事务,统由协同庆代理。短短几年,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,势头直逼日升昌。日升昌则因为看走一回眼,肠子都悔青了。

3

、被低估的政治基础

张之洞与协同庆的成功合作,是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的缩影。

明清两代,晋商掌控全国商业、金融业达五百年之久,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晋商,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与官场的关系。晋商明着是做生意,功夫却在生意之外。

晋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给的。当时为了防范残元政权,必须加强边防,但是后勤工作跟不上。因为山西与蒙古地区是邻居,朱元璋就与山西商人做了一个交易,只要他们肯给边防军供应粮食,就能拿到食盐的特许经营权。晋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,接着便杀向了全国。

清朝入关之前,同样面临军事物资短缺问题。晋商哪管什么社会责任,忙着走私,两边游走大发其财,作用相当于清军后勤部长。因此顺治皇帝一到北京,就隆重宴请了8位晋商代表,并将他们列编于内务府,由私企转为国企,特权多多。

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,客观上呼唤金融资本的时候,晋商的商业分号因为早就遍及全国,便摇身变作网点密布的票号,也就是现代银行性质的金融企业,西方人则干脆把票号叫做ShanxiBank!

票号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,当时全国总共51家票号,有43家是晋商的,动力还是官场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,慈禧狼狈西逃,一路食不果腹的情形,到了山西才改变。晋商准确地预测到政局的发展走向,就像协同庆对待张之洞一样,接风洗尘,热情有加,临走还奉上20万两零花钱。

慈禧大悦,辛丑条约签订后,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通过晋商票号走账,晋商大发了一回国难财。

晋商根在山西,枝繁叶茂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。在北京,山西票号和各家会馆的工作重点,是通过无所不至的一条龙服务,培养、结交和套牢权贵。

当各地读书人进京赶考的时候,他们就在贫困而聪慧的考生身上押宝,为他们提供食宿,送点小钱。当考生金榜题名,运作补缺上岗时,他们及时提供贷款。新官要上任了,张之洞那些小官要升大官了,官场上遇到坎儿了,打官司了,无不需要山西票号做中介、出经费。总之,一个个外表光鲜的朝廷命官,始终像牛一样被牵着鼻子走,晋商成了官场腐败的发动机。

所以说,晋商离不开官场只是问题的一面,官场同样离不开晋商。官商共生共荣的结果是孽生各种帮派,对封建政权构成致命威胁。到了晚清,晋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级官员,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。由于双方关系如胶似漆难分难解,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“第二政权”、“影子政府”。这对朝廷是真正的噩梦,因为在不知不觉间,政权合法性流失殆尽,权力转移。

其实晋商也是受害者,不但活得没有尊严,更要命的是,人家能让你发财,也能让你破财。所以晋商钱再多,也只能拼命置地盖房子,满足于当胡吃海塞的土财主,根本不敢扩大再生产。今天我们到了山西,还能看到不少这个大院、那个大院,原因就在这里。

结论是,如果官和商变成连体婴儿,既会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,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。让权力从市场走开,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,上帝的归上帝、凯撒的归凯撒,是铲除官场腐败、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,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本文来源:侠客岛

延伸阅读:中国第一商帮“晋商”如何衰败的?

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,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“重农抑商”思想的影响,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,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大阶层,商人排在最后。直至明清,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。

商帮的形成

商朝初现商业繁荣,《诗经·商颂》有云:“商邑翼翼,四方之极。”周朝初年,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。

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,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、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,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。范蠡是“从政转商”的典范,且行善天下;子贡兼得学识、德行和商业头脑。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、雄厚的财力于一身。

古代治安不靖,遇到突发事件,商人往往血本无归,出于安全的考虑,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。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,抱团取暖,在夹缝中求得生存。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、陕西商帮,后来的闽、粤商帮,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、晋、陕、鲁、闽、粤、宁波、洞庭、江右、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。

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。商帮之中以晋商(山西商人)规模最大、实力最为雄厚。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“煤”,同样,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、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。其实,晋商历史源远流长,古人用“猗顿之富”形容某人富可敌国,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,其财富甚至超过“财神”陶朱公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(huò)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,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,位列二等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,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。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,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。

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,但真正崛起于明朝,至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。

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,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,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。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,还出现在日本、东南亚、俄罗斯、阿拉伯国家和欧洲,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。

到清朝中叶,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,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。咸同(1851—1874年)时期,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,并形成山西北号(票号)南庄(钱庄)两大晋商劲旅。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,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,号称“汇通天下”。直至民国时期,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,取而代之。

晋商规模之大,延绵时间之长,经商领域之广,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: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,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,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,寻求政治上的靠山,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;另一方面,也是最为关键的,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:学而优则贾。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,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,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。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,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,不久又考中进士,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,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。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。

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,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。正因为如此,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,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,股份制、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,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。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,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,也是有学识之人,言传身教,治商有方,使得财富得以传承。

虽不乏巨贾大富,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。直至明清,晋商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。

明朝初年,明蒙对立,兴建九边重镇,常驻军队高达36万,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。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,捷足先登,蜂拥而至,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,北走大漠,南抵闽粤,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。与此同时,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,东跨日本海,西越英吉利海峡,驰骋于亚欧市场,真可谓“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”。

但毫无疑问的是,清朝才是晋商的“黄金时间”。

马克思有句名言,如果有50%的利润,他们就铤而走险,如果有100%的利润就会疯狂,有200%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,有300%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。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。

明末,后金崛起,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,晋商甚至干起了“里通外国”的勾当。史载,后金的火药、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。甚至京畿情报,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、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,也由晋商提供。可以说,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清王朝建立后,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,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,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“皇商”的质变。

除了宫廷贸易,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、丁粮、厘金、赋税、官府财政周转等,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、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。庚子之变,撤离北京前,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,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。

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,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,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。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,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。

从晋商到皇商,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,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,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“脱轨”而到头。政府欠款无法偿还、国外银行的冲击、军阀的军费摊派、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……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。

诚信之殇

三晋古称唐。周成王年幼即位,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,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:“我封你做唐王。”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:“天子无戏言。”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,后称晋王。晋王励精图治,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就是“桐叶封弟”的故事。

晋商之初,诚信为本。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,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。

只有商号变成你的、我的、大家的,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;否则,员工没有归属感,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。打破行业常规的“相与”制度,把“企业”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,即为晋商首创。在此之上,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,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,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,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、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……

正是在诚信的“背书”下,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,执中国金融之牛耳。据相关专家考证,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,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!

但“诚信”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清朝覆亡,天下大乱,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,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。

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,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,最后沦为废纸。面对储户的挤兑,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—“大德通”票号决定坚守诚信,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,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“义赔”之中,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。两年之后,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“大德通”票号悄然歇业。

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,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,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。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,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,而忘记了经商之本。

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:“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,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。”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,而对贸易环境、制造业、人力资源投资不足。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,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、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,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。

内蒙古有句俗语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,从来没有哪批“贩夫走卒”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。

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,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、铁等资源。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“洗礼”,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。出路在何方?以诚信为本,以市场为本,打造品牌!

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?根本原因就是品牌。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,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。正是由于“日升昌”“大德通”“三晋源”“百川通”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,晋商才没有陷入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魔咒。

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,以诚信为本、以市场为本,建立品牌,打造品牌晋商,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,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。

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,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“重农抑商”思想的影响,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,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大阶层,商人排在最后。直至明清,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。

商帮的形成

商朝初现商业繁荣,《诗经·商颂》有云:“商邑翼翼,四方之极。”周朝初年,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。

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,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、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,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。范蠡是“从政转商”的典范,且行善天下;子贡兼得学识、德行和商业头脑。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、雄厚的财力于一身。

古代治安不靖,遇到突发事件,商人往往血本无归,出于安全的考虑,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。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,抱团取暖,在夹缝中求得生存。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、陕西商帮,后来的闽、粤商帮,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、晋、陕、鲁、闽、粤、宁波、洞庭、江右、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。

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。商帮之中以晋商(山西商人)规模最大、实力最为雄厚。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“煤”,同样,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、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。其实,晋商历史源远流长,古人用“猗顿之富”形容某人富可敌国,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,其财富甚至超过“财神”陶朱公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(huò)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,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,位列二等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,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。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,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。

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,但真正崛起于明朝,至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。

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,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,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。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,还出现在日本、东南亚、俄罗斯、阿拉伯国家和欧洲,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。

到清朝中叶,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,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。咸同(1851—1874年)时期,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,并形成山西北号(票号)南庄(钱庄)两大晋商劲旅。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,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,号称“汇通天下”。直至民国时期,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,取而代之。

晋商规模之大,延绵时间之长,经商领域之广,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: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,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,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,寻求政治上的靠山,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;另一方面,也是最为关键的,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:学而优则贾。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,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,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。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,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,不久又考中进士,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,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。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。

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,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。正因为如此,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,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,股份制、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,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。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,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,也是有学识之人,言传身教,治商有方,使得财富得以传承。

虽不乏巨贾大富,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。直至明清,晋商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。

明朝初年,明蒙对立,兴建九边重镇,常驻军队高达36万,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。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,捷足先登,蜂拥而至,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,北走大漠,南抵闽粤,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。与此同时,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,东跨日本海,西越英吉利海峡,驰骋于亚欧市场,真可谓“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”。

但毫无疑问的是,清朝才是晋商的“黄金时间”。

马克思有句名言,如果有50%的利润,他们就铤而走险,如果有100%的利润就会疯狂,有200%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,有300%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。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。

明末,后金崛起,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,晋商甚至干起了“里通外国”的勾当。史载,后金的火药、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。甚至京畿情报,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、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,也由晋商提供。可以说,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清王朝建立后,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,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,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“皇商”的质变。

除了宫廷贸易,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、丁粮、厘金、赋税、官府财政周转等,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、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。庚子之变,撤离北京前,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,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。

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,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,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。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,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。

从晋商到皇商,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,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,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“脱轨”而到头。政府欠款无法偿还、国外银行的冲击、军阀的军费摊派、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……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。

诚信之殇

三晋古称唐。周成王年幼即位,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,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:“我封你做唐王。”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:“天子无戏言。”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,后称晋王。晋王励精图治,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就是“桐叶封弟”的故事。

晋商之初,诚信为本。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,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。

只有商号变成你的、我的、大家的,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;否则,员工没有归属感,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。打破行业常规的“相与”制度,把“企业”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,即为晋商首创。在此之上,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,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,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,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、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……

正是在诚信的“背书”下,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,执中国金融之牛耳。据相关专家考证,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,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!

但“诚信”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清朝覆亡,天下大乱,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,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。

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,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,最后沦为废纸。面对储户的挤兑,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—“大德通”票号决定坚守诚信,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,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“义赔”之中,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。两年之后,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“大德通”票号悄然歇业。

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,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,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。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,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,而忘记了经商之本。

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:“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,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。”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,而对贸易环境、制造业、人力资源投资不足。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,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、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,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。

内蒙古有句俗语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,从来没有哪批“贩夫走卒”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。

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,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、铁等资源。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“洗礼”,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。出路在何方?以诚信为本,以市场为本,打造品牌!

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?根本原因就是品牌。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,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。正是由于“日升昌”“大德通”“三晋源”“百川通”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,晋商才没有陷入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魔咒。

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,以诚信为本、以市场为本,建立品牌,打造品牌晋商,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,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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